平臺經濟方興正艾，如何保障互聯網新技術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在法治軌道上健康有序發(fā)展？統(tǒng)一裁判標準、明晰裁判規(guī)則，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職能。杭州互聯網法院在成立5周年之際，發(fā)布網絡服務合同糾紛十大典型案例，掃描下方二維碼獲取案例判決。

　　這些案例既涉及平臺責任和行為邊界的合理界定，如對平臺自治規(guī)則、大數據監(jiān)測結果、交易風險算法模型應用效力的司法審查，也涵蓋對平臺用戶惡意投訴行為的司法規(guī)制，并及時回應了實踐中對流量劫持、虛擬財產保護、未成人充值等熱點疑難問題的關切，體現了人民法院堅持問題導向，找準司法定位，保障公平健康、充滿活力的數字經濟秩序的作為和擔當。

　　案例一、惡意投訴的審查標準及違約賠償——某（中國）公司訴鄭某某、新鄉(xiāng)市某商貿公司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入選理由】

　　該案系《民法典》實施后全國首例互聯網平臺起訴惡意投訴行為的案件。在網絡交易空前活躍的時代背景下，惡意投訴現象嚴重擾亂了互聯網平臺的正常交易秩序，網絡空間治理刻不容緩。如果投訴人具有主觀惡意，互聯網平臺因惡意投訴遭受損失，可以據此提起侵權之訴。但因侵權之訴法定構成要件對互聯網平臺起訴的舉證要求較高，在實踐中，平臺較難收集證明投訴者具有明顯惡意的主觀要件事實之證據，平臺經營者可以考慮通過提起違約之訴維權。誠然，在網絡空間治理手段上，行政機關的公處罰效果較好，但行政執(zhí)法資源有限，客觀上需要互聯網平臺積極參與治理，與用戶簽署網絡服務合同，制定并公開平臺規(guī)則，遏制擾亂網絡交易秩序行為。網絡服務合同約定之權利義務具有一致性，在平臺規(guī)則事先明示協議和規(guī)則內容的情況下，平臺有權向提交虛假資料、錯誤投訴的注冊用戶提起違約賠償之訴。在“十五日靜默期”規(guī)則下，法院在實踐中不應機械地適用，而是通過司法裁判教示網絡平臺提高對惡意投訴行為的排查效率，避免被投訴的平臺內經營者之經營損失擴大，避免投訴人和平臺內經營者的利益出現失衡。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20）浙0192民初8031號

　　【案情介紹】

　　新鄉(xiāng)市某商貿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12日，系案涉注冊商標所有權人，新鄉(xiāng)市某商貿公司在公安機關印章管理部門備案且唯一使用的公章及防偽數字編碼、防偽紋線。2019年9月，鄭某某以上述商標權被侵害為由，投訴了3個鏈接，2019年11月14日，鄭某某再次以該商標權被侵害為由，于一天之內發(fā)起大量投訴，投訴理由均為“商標-假貨-不存在此樣式或型號”，投訴涉及眾多平臺商家。在投訴時，鄭某某向原告平臺提供《知識產權侵權投訴授權委托書》，其中印章雖有新鄉(xiāng)市某商貿公司名稱，但無防偽數字編碼和防偽紋線。11月14日，新鄉(xiāng)市某商貿公司以QQ電子郵件形式向原告公司發(fā)送《唯一投訴賬戶聲明函》《撤銷投訴函》等材料，以阻止鄭某某繼續(xù)侵權投訴。后經雙方當事人在法庭里打開網絡系統(tǒng)核查，發(fā)現鄭某某提出的投訴總數有3665個，其中有627個是經過原告公司重復處理的。在去重后的3038個投訴中，有7個打不開的無效鏈接。在3038個投訴中，內容中出現案涉商標字樣的有1881個，沒有出現的有1461個。

　　【裁判內容】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二條規(guī)定，平臺內經營者有權向通知錯誤的投訴人提起侵權損害賠償之訴，更有權對具有主觀惡意的投訴人主張損失加倍的懲罰性賠償金。在本案中，原告某（中國）公司提起的訴訟非侵權之訴，系違約之訴，應從違約構成要件來判斷案涉投訴行為的合法性。首要的問題便是作為請求權基礎之網絡服務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問題。被告鄭某某在某（中國）公司知識產權保護平臺注冊成為用戶時，采用勾選同意的操作步驟，與原告某（中國）公司簽署《知識產權保護平臺使用協議》，案涉協議系格式條款的服務合同，并未違反國家法律禁止性規(guī)定，亦不存在明顯免除己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內容。該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雙方均應依約行使合同權利、履行合同義務。案涉《知識產權保護平臺使用協議》約定之權利義務具有一致性，在平臺規(guī)則事先明示協議和規(guī)則內容的情況下，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某（中國）公司作為某平臺運營方，有權根據協議條款之約定，向提交虛假資料、錯誤投訴的注冊用戶提起違約賠償之訴。本院綜合考慮據以投訴的資料系虛假資料、針對沒有使用案涉商標的店鋪進行錯誤投訴、錯誤投訴造成某平臺損失等因素，依法認定鄭某某的行為已構成違約。本院認為，根據《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應當有效指引電商平臺提高對惡意投訴行為的排查效率，否則會導致被投訴經營者的經營損失擴大，同時也限制了電商平臺在處理糾紛中的主觀能動性，從而導致投訴人和平臺內經營者的利益出現失衡現象。在本案中，某（中國）公司在惡意投訴發(fā)生的次日，即迅速組織工作團隊展開人工排查，及時遏制惡意投訴給平臺內經營者造成的損失，其采取的相應措施沒有違反法律規(guī)定。本院冀希望某（中國）公司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投訴處理機制，有效通知被投訴經營者申報損失，及時保全經營者具體損失的證據，為今后的訴訟維權做好充分的準備，讓《知識產權保護平臺使用協議》的約定落到實處，以維護平臺內眾多經營者的合法權益。綜上，法院判決：被告鄭某某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某（中國）公司賠償30000元。判決后，當事人均服從法院判決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生效。

　　【裁判要旨】

　　1.惡意投訴違約賠償之訴的判定標準。根據《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二條規(guī)定，平臺內經營者有權向通知錯誤的投訴人提起侵權損害賠償之訴，對具有主觀惡意的投訴人主張損失加倍的懲罰性賠償金。同時，網絡服務合同約定之權利義務具有一致性，在平臺規(guī)則事先明示協議和規(guī)則內容的情況下，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平臺有權向提交虛假資料、錯誤投訴的注冊用戶提起違約賠償之訴。此時，法院則應從合同違約構成要件來判斷案涉投訴行為的合法性。

　　2.對《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三條“十五日靜默期”規(guī)則，司法機關在實踐中不能機械理解與適用，應當有效教示網絡平臺提高對惡意投訴行為的排查效率，避免被投訴的平臺內經營者之經營損失擴大，避免投訴人和平臺內經營者的利益出現失衡。

　　案例二、流量劫持的司法認定——陳某訴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入選理由】

　　隨著個人計算機應用以及互聯網服務的普及，安全軟件產品和服務已經成為互聯網的基礎服務之一，某平臺推廣業(yè)務就是互聯網行業(yè)發(fā)展中呈現出的一種新業(yè)態(tài)。本案通過對互聯網行業(yè)新業(yè)態(tài)中流量劫持行為的司法認定，以期達到通過司法手段治理網絡空間、凈化網絡環(huán)境的目的，故屬于新類型案件，具有典型性和指導意義，并獲“全國法院系統(tǒng)優(yōu)秀案例分析二等獎”。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17）浙8601民初3306號

　　二審：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終7505號

　　【案情介紹】

　　原告陳某于2017年4月27日在被告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運營的某網站申請注冊了賬戶。隨后，原告利用自己注冊www.q***t.com域名搭建了內含多個頁面的導航平臺網站用以進行某網站的推廣業(yè)務，即網絡用戶通過該導航平臺網站的不同頁面可進入相應的知名購物平臺進行瀏覽和購買，原告在此過程中可對于該些訂單的金額提取一定比例的傭金。2017年6月，被告通知原告，因原告運營的導航平臺網站內流量異常，凍結了原告的某網站賬戶。截止2017年6月26日已凍結金額為人民幣185480.71元，另有預估未結算收入為人民幣151745.31元，后原告將151745.31元提現。原告按照被告規(guī)定的程序提交申訴，被告認為申訴無法解釋流量異常，原告提供的證據自相矛盾，并且暴露流量的關聯作弊屬性，因此不予解凍，駁回申訴。

　　【裁判內容】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關于被告判定原告的推廣行為存在流量異常依據是否充分，相關數據庫準確記錄某網站相關網頁的cookie記錄，用戶先通過www.hao123.com導航網站訪問了www.t****o.com，然后在短時間內訪問路徑變成了從原告的www.q***t.com到www.t****o.com。原告認為頁面的跳轉是因為用戶在www.hao123.com網站點擊訪問www.t****o.com網頁并進入www.t****o.com網頁后，用戶被收藏夾中的標簽標題（即原告在預裝PE系統(tǒng)時導入瀏覽器收藏夾中的標簽）所吸引繼而選擇點擊收藏夾中標簽的方式來訪問原告的導航網站。本院認為，上述路徑跳轉方式不符合正常用戶的訪問習慣，需要到www.t****o.com購物的消費者，已經進入www.t****o.com后，無需再專門通過某推廣頁面去進入www.t****o.com選購商品。從被告提供的其他cookie記錄來看，部分用戶是通過www.hao123.com等導航網站已經訪問了www.t****o.com，然后在短時間內訪問路徑變成從www.q***t.com到www.t****o.com，部分用戶是已經訪問了其他平臺用戶，在短時間內訪問路徑變成從www.q***t.com到www.t****o.com，能夠說明上述異常路徑跳轉并非是個別現象。關于流量劫持行為的認定依據，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認為，為保障賣家合法利益不因淘寶客的不當推廣行為而受到損害，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成本研發(fā)處涉案反作弊系統(tǒng)，系統(tǒng)經過長期實際運營使用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有效性，能夠準確識別淘寶客推廣過程中存在的明顯異常行為。最后，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的反作弊系統(tǒng)得出的判斷結果作為淘寶客存在不當推廣行為的依據，既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又具有合同依據。

　　關于服務協議中隱私條款是否有效，被告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作為服務提供商，負有管理職責，需要根據cookie記錄對原告等某網絡平臺進行流量監(jiān)管、結算費用，原告等在內的用戶點擊確認《法律聲明等隱私權政策》，同意被告收集其cookie記錄，故被告收集cookie記錄是在用戶同意授權的情況下進行的，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管理或刪除cookie，也可以清除計算機上保存的所有cookie，所以被告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在本案中使用cookie有合理性，原告訴稱被告搜集用戶cookie記錄侵犯隱私權，不能成立。本案厘清了用戶Cookie記錄具備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可能性，根據網絡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guī)定，屬于個人信息。同時比照網絡安全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關于網絡用戶個人信息保護的規(guī)定，網絡交易平臺向網絡用戶明示收集并取得同意后，遵循正當、合法、必要、最低限度原則加以使用，不侵犯個人隱私權。

　　關于服務協議中商業(yè)秘密條款是否有效，人工認定涉嫌違規(guī)的，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可視是否涉及商業(yè)秘密等而獨立決定是否披露具體認定依據的條款屬于網絡交易平臺單方擬定，且符合內容具有定型化和相對人在訂約中處于服從地位的特點，故屬于格式條款的范疇，如果排除了合同相對方的主要權利，并有違合同目的的實現，應當無效。

　　杭州互聯網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7）浙8601民初3306號民事判決：判決被告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陳某傭金23611.69元，并賠償原告陳某差旅費、餐飲費損失755元，駁回原告陳某的其他訴訟請求。被告杭州某軟件服務公司不服提出上訴，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要旨】

　　通過技術手段強制網絡用戶訪問指定網站造成用戶流量被迫流向指定網頁的流量劫持行為，侵犯了網絡用戶的服務自主選擇權，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或侵權賠償責任。

　　案例三、游戲飾品可作為虛擬財產保護——牛某某訴杭州某科技公司網絡服務合同案

　　【入選理由】

　　隨著網絡游戲的盛行，第三方游戲飾品交易模式也隨之興起，保障用戶游戲飾品安全性是每個第三方游戲飾品平臺應盡的義務。該案明晰了游戲玩家和網絡平臺服務商在網絡服務合同中的權利義務關系，點明游戲運營商的安全保障義務。同時，游戲飾品作為虛擬財產，因其合法性、有用性、可交易性的特點，具有財產性屬性，應當成為法律保護的對象。該案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網絡服務平臺已經構成違約需要向用戶承擔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在用戶的游戲飾品作為虛擬財產，在網絡服務平臺無法采取恢復原狀等補救措施的情況下，由用戶主張采取替代性經濟補償措施。若網絡服務平臺履行全部賠償責任之后用戶賬號被解封，賬號內的游戲飾品可歸網絡服務平臺所有。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18）浙0192民初3182號

　　二審：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終580號

　　【案情介紹】

　　杭州某科技公司經營的**GAME系STEAM市場的衍生品，牛某某在**GAME注冊用戶。牛某某將其擁有的一批游戲飾品寄存在**GAME上的“展示柜”中，“展示柜”為**GAME的賬號，同時也是**GAME在STEAM市場上注冊的賬號。牛某某通過在**GAME上注冊賬號，獲得使用“展示柜”的資格，**GAME對于寄存功能并不收費，僅對飾品交易成功收取手續(xù)費。2018年1月，牛某某發(fā)現其在**GAME上一批賬號（“展示柜”）被封禁，無法取出相應的游戲飾品，**GAME未舉證證明封禁系STEAM市場政策和規(guī)則變動引發(fā)。2018年1月，**GAME發(fā)布紅鎖補償方案（初稿），**GAME將對玩家的飾品進行一個市場價格估值，并在一定時間段內開放給用戶對于自己飾品估價的申訴通道。在2018年3月**GAME通知游戲玩家有權將所有紅鎖物品按估價兌換成C豆（為**GAME上的一種積分，可以兌換游戲飾品）。在2018年3月20日后，將開放C豆的兌換市場，每天開放一批飾品供用戶兌換。牛某某訴請判令杭州某科技公司賠償因游戲飾品被封禁造成的經濟損失共計320000元。

　　【裁判內容】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首先，在網絡交易中，用戶在平臺設定的環(huán)境下進行活動，活動的自主程度受環(huán)境設定的限制，而**GAME作為平臺經營者，熟悉服務器運行，了解交易環(huán)境、情況，因此要求其對用戶承擔嚴格的安全保障義務。相比于用戶而言，**GAME具備更強的舉證能力，因此當用戶的利益遭到損失，**GAME是否對用戶的損失給予補償，判斷依據是運營商是否違反了應盡的安全保障義務。杭州某科技公司提供的《**網絡服務協議》系其單方擬制的格式合同，對不可抗力格式條款應履行提示、說明義務，其未能說明封號被封是“由于STEAM平臺政策和規(guī)則變動所造成的影響”，封號原因不明，也未提供證據證明其已經對該不可抗力格式條款履行了合理的提示、注意義務，加之該不可抗力條款免除了杭州某科技公司作為平臺運營商應負的責任，故該條款無效。牛某某在**GAME上注冊賬號，與運營商杭州某科技公司形成網絡服務合同關系，但是因為STEAM封號導致牛某某無法取回游戲飾品，故杭州某科技公司應當對牛某某承擔違約責任。

　　其次，游戲飾品因其合法性、有用性、可交易性的特點，具有財產性屬性，應當成為法律保護的對象。牛某某賬號被封導致游戲飾品不能取出、交易，且賬號被封后長達半年的時間內**GAME與STEAM市場經過諸多交涉賬號均未能解封，杭州某科技公司主張可解封缺乏有效依據支撐，因此可以認定從封號之日起已經給牛某某造成直接損失。鑒于杭州某科技公司已經構成違約，需要向牛某某承擔違約責任，牛某某的游戲飾品為虛擬財產，在杭州某科技公司無法采取恢復原狀等補救措施的情況下，其應當采取替代性補償措施承擔違約責任，即賠償牛某某的直接經濟損失。若杭州某科技公司履行全部賠償責任之后牛某某賬號被解封，賬號內的游戲飾品應歸杭州某科技公司所有。

　　最后，參考2018年1月類似游戲飾品在STEAM市場成交價格走勢圖（均價），并考慮交易價格形成中的偶然因素、交易對象的締約能力等問題，法院判決：酌定牛某某的經濟損失為260000元。一審宣判后，杭州某科技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后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

　　【裁判要旨】

　　游戲飾品因其合法性、有用性、可交易性的特點，具有財產屬性，可作為虛擬財產保護。在游戲平臺無法采取恢復原狀等補救措施的情況下，其應當采取替代性補償措施承擔違約責任，即賠償玩家的直接經濟損失。

　　案例四、對平臺大數據監(jiān)測結果的司法審查——某（中國）網絡公司與李某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入選理由】

　　移動端的快捷支付技術已深度融合到每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旖葜Ц督o用戶帶來支付便利、效率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的風險。互聯網公司對用戶承諾“疑案先賠”，希望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建立一種新型的信任機制，強化對用戶權利的保障。但社會中存在的少量不法分子利用規(guī)則善意，虛報賬戶資金被盜，騙取賠償?；ヂ摼W公司開發(fā)智能風控系統(tǒng)，可以在海量數據中識別、判斷騙賠行為，通過讓“大數據”說話的方式讓“海底撈針”成為可能、令撒謊者無法抵賴，即便騙賠者心存僥幸、百般狡辯，也可以憑借創(chuàng)新技術手段的自動預警、數據推理發(fā)現欺詐行為。法院經審查認為，前述大數據分析在案件中的運用，符合司法事實推定規(guī)則，可以從蓋然性的層面認定李某存在謊報賬戶被盜、虛假申請賠償的事實，因此通過證據規(guī)則審查對該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成果的運用予以確認，以此探索互聯網規(guī)則治理的創(chuàng)新，在最大程度上對治理網絡騙賠黑灰產發(fā)揮出司法審判的示范、警示作用。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19）浙0192民初7613號

　　【案情介紹】

　　2019年5月16日，李某向某（中國）網絡公司報案，稱因手機丟失，個人某網絡支付平臺賬戶3千余元被盜刷，要求賠償。在提交理賠材料后，某（中國）網絡公司對其進行了賠付。某網絡支付平臺后臺數據記載，當天被“盜刷”的5筆交易，某網絡支付平臺APP登錄手機IMEI碼均相同，且均通過密碼驗證方式完成支付。事發(fā)近一個月后，某網絡支付平臺智能安防系統(tǒng)發(fā)現，李某在相同IMEI碼的手機上登錄了某網絡支付平臺賬戶，這意味李某本人在已“丟失”的手機上重新登錄了某網絡支付平臺賬戶。此種異常觸發(fā)了某網絡支付平臺智能安防系統(tǒng)警報，提示李某存在虛假申報賠償的情況。某（中國）網絡公司在對數據進行整理、分析后，認為李某虛假報案騙賠，浪費了某網絡支付平臺的服務資源，侵害了某網絡支付平臺的服務系統(tǒng)，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李某賠償各項經濟損失共計10001元。

　　【裁判內容】

　　一、關于李某某是否存在違約行為的問題

　　雙方當事人網絡服務合同已約定，某網絡支付平臺用戶不得使用虛假、欺詐等手段向某（中國）網絡公司申報不真實的非授權支付損失賠償，否則將會擾亂某網絡支付平臺正常的支付服務保障秩序并對某網絡支付平臺使用的支付安全防范智能風控系統(tǒng)造成數據污染，該行為屬于對某網絡支付平臺服務系統(tǒng)、數據的侵害，構成合同違約。某（中國）網絡公司提交的系統(tǒng)數據反映李某某在某網絡支付平臺的賬戶存在異常操作情況，再結合雙方之間的電話錄音記錄等，表明李某某陳述的賬戶被盜情形違反常理，具有諸多無法合理解釋之處，可從蓋然性層面認定李某某在本案中系謊報賬戶被盜、虛假申請賠償，違反雙方協議約定，構成違約。李某某案涉某網絡支付平臺賬戶發(fā)生“盜刷”事件當天，該賬戶發(fā)生了五筆支付交易，其中前兩筆交易李某某認可系其本人操作支付，后三筆李某某稱系手機丟失后被他人“盜刷”。數據記載，當日五筆賬戶交易登錄某網絡支付平臺app的手機IMEI碼均相同，且五筆交易均通過密碼驗碼（EC_check_ppwd）方式完成支付，期間還通過驗證原支付密碼方式對原密碼進行了修改，表明前述支付交易均在同一設備完成，設備持有人同時知悉賬戶支付密碼。而在李某某聲稱手機丟失近一個月后，即6月22日，其竟通過人臉驗證方式在相同IMEI碼手機上登錄了案涉某網絡支付平臺賬戶，IMEI為手機串碼，是手機出廠時生產商所設置的獨一無二的編碼，相當于手機的“身份證號碼”，此操作行為表明李某某在其聲稱已丟失的手機上重新登錄了某網絡支付平臺賬戶，使用了其聲稱已丟失的手機。此種數據異常觸發(fā)了某網絡支付平臺智能安防系統(tǒng)警報，提示李某某存在虛假申報賠償的情況，某（中國）網絡公司在對數據進行整理、分析后，認為情況屬實，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訴訟。李某某當庭解釋稱，其手機并未丟失，而是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同學拿走，由同學使用其手機、賬戶、密碼代為進行支付，交納就業(yè)安置費，由此產生支出，其事先完全不知情。但該解釋明顯具有不合常理之處，同學拿其手機代為交費，不可能長時間將手機占為己用而不予歸還，也不可能在交費后不將交費情況予以告知，亦不可能在進行支付后，私自對賬戶支付密碼進行修改，更不可能在其向公安機關報案后不予澄清。另外，某網絡支付平臺交易數據顯示，所謂“盜刷”的三筆交易的收款人均為個人，也明顯不符合學校交費的交易模式。綜上，通過對某網絡支付平臺系統(tǒng)數據反映的賬戶操作情況進行分析可知，在李某某申請賬戶“盜刷”事件前后，該某網絡支付平臺賬戶存在與李某某報案陳述相互矛盾的異常操作，再結合李某某庭審的辯解，顯示在系統(tǒng)數據反映事實、李某某報案陳述事實及李某某事后解釋事實三者間，存在難以彌合的矛盾，故在李某某不能提供任何反駁證據的情況下，某（中國）網絡公司主張按系統(tǒng)數據反映情況，從蓋然性的層面認定李某某存在謊報賬戶被盜、虛假申請賠償的事實，符合司法上的事實推定規(guī)則，法院予以采納。

　　二、關于某（中國）網絡公司主張的違約損害賠償可否獲得支持的問題

　　依據《某網絡支付平臺服務協議》第六條，某（中國）網絡公司與李某某就案涉理賠事件達成的補充協議約定，李某某使用虛假、欺詐手段向某（中國）網絡公司申報不真實的非授權支付損失賠償，構成違約，應對侵害某網絡支付平臺服務系統(tǒng)、數據的行為承擔違約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于該公司為調查上述交易情況而付出的各種成本，如交通費、通訊費、訴訟費、律師費等。

　　綜上，被告李某某使用虛假、欺詐手段向某（中國）網絡公司申報不真實的非授權支付損失賠償，違反雙方之間的網絡服務合同約定，應賠償某（中國）網絡公司各項經濟損失共計10001元。判決后，當事人均服從法院判決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生效。

　　【裁判要旨】

　　互聯網平臺治理領域，龐大的用戶群體和海量商品、交易、言論、資金交織的場景下，行為高度復雜性與行為主體的隱蔽性，必須通過數據與算法發(fā)現問題、識別風險并迅速響應，對法律禁止的行為予以處置。平臺通過服務協議約定的治理規(guī)則明確，根據海量數據排查到用戶存在明顯異常行為涉嫌違規(guī)的情況下，用戶應當說明其異常行為的合理性，用戶不能對其異常行為作出合理說明的，平臺基于平臺治理規(guī)則及大數據分析及時對涉嫌違規(guī)行為進行處置，用戶應積極進行申訴，用戶怠于申訴或申訴理由不能成立的，法院在對大數據分析方法進行必要審查后，可采納、認可大數據分析結論。

　　案例五、跨境貿易法庭全流程在線“第一案”——新加坡公民訴某跨境電商平臺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入選理由】

　　2020年7月15日，作為互聯網司法主動適應跨境數字貿易發(fā)展的一項重大制度創(chuàng)新，我院成立了全國首個跨境貿易法庭。該案系跨境貿易法庭全流程在線“第一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社會與法頻道《現場》欄目共同對該案進行了全媒體直播，央視新聞移動網、國際在線、中國網、快手等四十多家媒體和平臺參與直播，在線觀看人數達800萬。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20)浙0192民初2162號

　　【案情介紹】

　　原告系新加坡公民，2019年5月18日，其在新加坡通過我國某跨境電商平臺購買了一件商品名標有“自營”字樣的筆記本電腦，原告收到產品后認為該筆記本電腦非全新且沒有按照買賣雙方的約定安裝正版的office辦公軟件，只安裝了試用版的office365軟件，嚴重影響該筆記本電腦的正常使用，銷售方在銷售過程中存在欺詐，原告隨后與平臺方售后人員協商解決，但雙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遂以該平臺經營者為被告提起訴訟，要求平臺經營者承擔退一賠三的責任。被告主張案涉筆記本電腦的實際銷售者為案外人某公司，被告僅是平臺服務提供方，并非案涉商品的銷售者，未實施銷售行為，同時，被告作為平臺服務提供方，已經根據網絡服務合同約定全面履行義務，不存在銷售欺詐行為。

　　【裁判內容】

　　本案涉及到一個爭議較大的問題是針對跨境電商的主體如何確定平臺“自營”。在電子商務發(fā)展中，很多電子商務交易平臺呈現出混合型的特征，也就是一方面為第三方交易提供平臺服務，另一方面也自己作為當事人一方參與交易，相應引起的責任主體和責任承擔方式完全不同。對于消費者而言，知道究竟是誰與自己在進行直接的交易非常重要，交易對象的明確可能直接影響消費者選擇交易或者不交易。對于跨境電商而言，國別、文化的不同對消費者的交易習慣存在相當的影響，交易對象是已經在國外消費者心中打出一定商譽和知名度的網絡平臺還是不知名也不了解的第三方某公司對于促成交易至關重要。本案中，被告平臺內既有被告自營的商品，又有第三方平臺提供的商品，綜合考慮案涉商品交易快照顯示的商品標題上標記的“【自營】”、案涉網店店鋪名稱顯示有被告平臺的部分關鍵字樣而所有在被告平臺交易的主體的店鋪名稱都要經過被告允許才能注冊使用以及案涉網店即被告抗辯主張的某公司與被告公司存在關聯關系三個方面，可以認定“商品外觀原則”，即基于信賴保護的原則，如果一個正常的有理性的人從商品外觀判斷有理由相信案涉商品是網購平臺“自營”的商品，就應當認定案涉商品為網購平臺自營的商品，并參照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七條的規(guī)定，由網購平臺承擔商品銷售者責任。

　　“商品外觀原則”實質是跨境電商貿易環(huán)境中對《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七條的擴大解釋。首先，所有商品的信息均應由電子商務經營者全面、真實、準確、及時的披露，從而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紤]到跨境電商中交易雙方可能處于不同國別、交易均通過網絡完成的特殊性，跨境電商的電子商務經營者對于商品信息的披露的注意義務應當高于其他電子商務經營者。即跨境電商的經營者在披露商品信息時還應考慮到消費者所在國的交易習慣，避免出現信息披露不全面而產生的誤解。其次，雖然案涉網店是由案外人某公司注冊，但是否是網購平臺自營不應機械的理解為僅僅是運營網絡服務平臺的公司。因為實務中運營平臺的公司本身不大可能直接從事大規(guī)模商品貿易，且可能涉及到相應的行政審批，故往往是由其他與網購平臺存在關聯關系的相對獨立的公司來專門從事貿易活動，故自營的主體應包括與運營平臺相關的整個具有關聯性質的公司。最后，雖然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七條規(guī)定的是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對其標記”為自營的業(yè)務承擔責任，但對商品信息的編輯是通過網絡進行的，對于消費者而言，無從判斷商品標題或者商品信息的編輯是由銷售者進行還是由網購平臺進行的。雖然境內電子商務的交易習慣一般是由實際銷售者來進行編輯的，但也不絕對，而且對于域外的消費者而言，他們更是無從得知也無從判斷相應的交易習慣。且網購平臺有能力從后臺對于一些敏感信息的商品標題或者信息標注進行監(jiān)管，亦有義務對于網店的店名進行審批和管理。故在本案中，并未著力于對商品標題是由誰標記的來進行實質性審查，而是從商品外觀的信息綜合判斷。

　　【裁判要旨】

　　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將平臺內非自營業(yè)務標記為自營的業(yè)務，使正常且有理性的消費者從商品或服務外觀判斷有理由相信案涉商品是網購平臺“自營”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可要求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依法承擔商品銷售者或者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

　　案例六、平臺做出更有利于消費者承諾的效力——朱某訴某電商平臺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入選理由】

　　在各大電商平臺，因各種原因設錯價格的事件多次發(fā)生。2018年“雙十一”，某電商平臺旗艦店將活動折扣錯誤設置成0.9折，引來大批消費者搶購，結果第二天品牌方稱工作人員失誤，折扣設置錯誤；還有消費者在某商城領取了“200-189”的購物滿減優(yōu)惠券，多家男裝店鋪未發(fā)貨，事后回應稱，是負責人填錯了優(yōu)惠券滿減額度。2019年，某購物平臺網店錯將臍橙價格寫成“26元4500斤”，疑被某視頻網站的“羊毛黨”盯上，短時間內被“薅”出近700萬元訂單。均曾引發(fā)網絡熱議。本案對此類糾紛的解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向。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19）浙0192民初11144號

　　【案情介紹】

　　原告在雙十一大促期間通過被告運營的網絡服務平臺，向案外人賣家購買國際機票。后案外人賣家未實際出票，其向原告解釋為賣家在雙十一大促期間因存在嚴重的技術失誤，故導致其投放的機票價格存在錯誤，需要做交易撤銷，愿意給原告補償500元，原告并未同意。后原告另行購買了同日同航空同航班同時段的機票并實際出行。原告就其產生的差價訴至法院要求被告履行出票保障，承擔原告的機票差價損失及賠償金500元。

　　【裁判內容】

　　1.本案中存在三個合同關系。一是買家與平臺之間訂立的網絡服務合同關系是顯性的，是買家賴以起訴的基礎和依據，也是本案審理的核心。二是買家與商家之間訂立的網絡購物合同關系，因為商家并非本案當事人，商家在本案中所處的身份是案外人，所以該合同關系是隱性的，三是商家與平臺之間訂立的網絡服務合同關系，該合同關系同樣也是隱性的，以上兩個隱性的合同實質性的決定和影響平臺責任的認定。

　　2.關于平臺主張的買家和商家之間的網購合同是否存在可撤銷情形。撤銷權是形成權，是指依照權利人單方意思表示就可以使已經成立的民事法律關系發(fā)生變化的權利，必須依據撤銷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才能使得法律關系發(fā)生、變更或消滅。形成權的行使必須經過權利人的明確起訴，才能由人民法院作出相應的形成判決。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原則。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本系意思自治的題中之意，因此，如表意人的錯誤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理應由其自行承擔錯誤所帶來的后果。商品標價錯誤系商家過失所致，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在商家并未對撤銷權提起訴訟的情況下，人民法院無權主動撤銷合同。

　　3.平臺做出了更有利于消費者的承諾在買家購票訂單上明確寫明了“出票保障”的字樣，平臺向買家展示的出票保障的機票基礎保障內容中明確寫明了“出票保障：機票預訂并支付成功后，如賣家未保障出票，平臺協調出票，要求賣家承擔差價并額外賠付買家500元（每筆訂單）”。平臺針對商家的《機票服務保障標準》中對通過平臺銷售的商家有類似的約定和表述。如果不存在出票保障的情形下，網絡交易平臺只是為買家和商家的交易提供線上的交易場所和便捷的支付方式，在存在出票保障的情形下，平臺明確表示如商家未保障出票，平臺協調出票，要求商家承擔差價及補償金，可以認定平臺做出了更有利于消費者的承諾，為自己附加了一個合同義務即“協調出票，要求賣家承擔差價并額外賠付”。審理過程中，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

　　【裁判要旨】

　　1.關于平臺主張的買家和商家之間的網購合同是否存在可撤銷情形。撤銷權是形成權，形成權的行使必須經過權利人的明確起訴，才能由人民法院作出相應的形成判決。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原則，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本系意思自治的題中之意，因此，如表意人的錯誤由其自身原因造成，在其并未就撤銷權提起訴訟的情況下，人民法院無權主動撤銷合同，理應由其自行承擔錯誤標價所帶來的后果。

　　2.平臺做出更有利于消費者的承諾的司法認定。本案中，平臺在針對商家的《機票服務保障標準》中，對通過平臺銷售的商家有“出票保障”的約定和表述，可以認定平臺做出了更有利于消費者的承諾。在沒有出票保障的情形下，網絡交易平臺只是為買家和商家的交易提供線上的交易場所和便捷的支付方式，但在出票保障的情形下，平臺明確表示如商家未保障出票，平臺協調出票，要求商家承擔差價及補償金，則為自己附加了一個合同義務即“協調出票，要求商家承擔差價并額外賠付”。

　　案例七、購物平臺虛擬權益的認定——宋某訴浙江某網絡公司網絡服務合同案

　　【入選理由】

　　網絡購物的深入普及，圍繞平臺上司空見慣的紅包、抵價券、折扣等促銷優(yōu)惠引發(fā)的糾紛層出不窮，本判決首次對上述優(yōu)惠的屬性從法律上定義為虛擬權益，并認為該虛擬權益實質上應當是平臺、商家與客戶三方或多方共同確認的附條件民事契約，這一定性對于進一步明確網絡購物各方在交易過程中的合理權益有著積極的作用。判決從具體案情出發(fā)，以多維度的視角對類案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論證，由此所得出的判決結果在特定層面上具有一定的普適性，能在訴訟領域起到一定的導向作用，由此而在網絡購物領域產生較廣的波及面和較深遠的影響力，為進一步推動平臺經濟治理的規(guī)范化、法治化發(fā)展助力。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21）浙0192民初6985號

　　二審：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浙01民終636號

　　【案情介紹】

　　原告宋某于2019年11月參加被告浙江某網絡公司運營的“雙11預售”活動，其按照活動要求于2019年11月11日前陸續(xù)在線預付40件商品定金共計1140元，應付尾款5420.81元，合計金額6560.81元。2019年11月11日宋某在重慶萬州某酒店開始支付所購商品尾款，卻僅成功付款一筆，其余均未能完成尾款支付，期間原告與被告浙江某網絡公司客服聯系后，被告方將相關預付訂單中的22筆支付尾款時間成功延長至2019年11月12日23:59:59，但后續(xù)原告卻并未對其中21筆完成尾款支付，僅有一筆成功付款的，原告亦于2019年11月12日1:15分申請了退款。原告宋某認為其下定金是與浙江某網絡公司簽訂了事實的買賣合同，由于被告的原因，其沒能成功支付尾款，導致其未能如期享受到“雙11預售”活動中的紅包、抵價券、折扣等促銷優(yōu)惠，給其造成損失。2021年9月24日宋某向杭州互聯網法院起訴，請求判令：1、某公司賠償損失7026.02元，并支付資金占用損失632元（暫計）；2、某公司通過其使用的某微博平臺官方賬號公開向宋某賠禮道歉；3、本案訴訟費、律師費5500元由浙江某網絡公司承擔。

　　【裁判內容】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原告宋某自愿注冊成為某平臺用戶，并確認同意《某平臺服務協議》。宋某以某平臺用戶身份參與某平臺“雙十一”活動，該協議對宋某、浙江某網絡公司雙方均具有法律約束力，被告浙江某網絡公司依照服務協議為原告宋某提供平臺服務，故此案系網絡服務合同糾紛，而非買賣合同糾紛。

　　二、《某平臺服務協議》對平臺免責事由有明確約定，且該免責條款有下劃線加粗提示，法院認為免責事由存在的合理性基于提供平臺服務客觀上一定會受到不可抗力及第三方原因的制約，且其內容不違反相關法律、國家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不存在不合理地免除或減輕平臺公司責任的情形，不屬于無效條款。在案證據不能證明原告尾款未成功支付系浙江某網絡公司非善意管理行為所致，亦難以明確是否完全因為系統(tǒng)故障導致，且現有證據并不足以排除可能還存在其他因素導致未成功付款。即便多因一果，根據協議相關條款，系統(tǒng)故障也屬于被告的免責事由?！半p十一”活動當天，宋某與平臺客服取得聯系后，浙江某網絡公司積極采取補救措施，將案涉訂單成功延長了支付尾款時間，后續(xù)是否繼續(xù)購買商品的決定權在于宋某。

　　三、“雙十一”優(yōu)惠活動主要源于消費者可以更多地使用優(yōu)惠券、紅包、折扣等虛擬權益，這些虛擬權益在商品實際購買時才能發(fā)揮相應的作用，其性質并不等同于現實貨幣，在未被實際使用的情況下，并不能換算成同等價值的人民幣直接給予支付。本案原告宋某在有條件下單時卻自主選擇不購買，爾后卻以案涉商品享受2019年“雙十一”促銷付定金立減、店鋪優(yōu)惠和購物津貼后的優(yōu)惠價，與2021年起訴時案涉商品標示所稱原價之間的價差向法院申請被告賠償七千余元。本案已時過境遷，在特定促銷時段可以享受的優(yōu)惠條件已不復存在，由于原告當時怠于行使權益，導致本可實現的優(yōu)惠價值無法如期達到權利人利益增值之目的，責任在于原告。原告將虛擬權益換算為等值貨幣進行索賠的主張，不符合附條件民事行為的法理基礎，法院不予支持。

　　綜上，杭州互聯網法院判決：駁回宋某的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后，宋某不服，提起上訴。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要旨】

　　本案首次以判決的形式定義購物平臺發(fā)放的紅包、抵價券、折扣等促銷優(yōu)惠的法律屬性為虛擬權益。本案所涉及的相關虛擬權益實質上應當是平臺、商家與客戶三方或多方共同確認的附條件民事契約，它是人們在履行必要義務后獲得個人權益增值的一種方式或途徑。因此，其應當具有一定的可實現性，其價值能夠在特定場景下得到體現，一旦條件具備，相關權利的行使理應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虛擬權益的法律特性決定了該權益的價值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紅包、抵價券表面所記載的面值，關聯方無權棄價值實現所附條件于不顧，直接換算為等值的貨幣向法院主張權益，為此，法院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案例八、未成年人游戲充值行為的效力與責任認定——李某某訴杭州某網絡公司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入選理由】

　　本案涉及未成年人游戲充值行為的效力與責任認定問題。針對未成年人游戲充值退款問題，現有立法多為原則性指導意見，關于何種行為構成與未成年人的年齡、智力相適應，法律并無具體判斷標準。加之游戲平臺及監(jiān)護人對未成年人游戲充值消費的監(jiān)管缺失，容易引發(fā)退款糾紛。本案提出以未成年人對于充值行為的認知能力以及充值金額作為“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的主要考量因素，判斷游戲消費行為效力。圍繞監(jiān)護人對未成年人是否盡到應有的監(jiān)護職責，游戲平臺是否落實必要的技術認證與限制，明晰舉證責任分配、過錯認定及責任分擔。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對于促進游戲服務商完善未成年人防沉迷制度、監(jiān)護人承擔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管束義務具有重大意義。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21）浙0192民初8200號

　　【案情介紹】

　　李某某于2004年11月出生，其于2019年8月5日通過手機下載杭州某網絡公司運營的某App游戲，并以其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注冊該游戲賬號，賬號UID為32*****62。2020年2月17日至2020年8月2日期間，李某某在其個人游戲賬號中進行1元、6元、15元、30元、128元、328元不等額充值，充值金額共計1058元，上述充值均來自于李某某注冊的蘋果賬號綁定的其母親的微信賬號。2021年8月，李某某向他人購買以羅某某身份信息注冊的成年人賬號，賬號UID為31*****38。2020年8月21日至2021年8月12日期間，李某某在羅某某的賬號中進行6元至388元不等額充值，充值金額共計5015元，上述充值均來自于李某某母親的微信賬號。李某某的蘋果賬號中所記載的涉案游戲消費記錄即消費時間、消費金額與杭州某網絡公司提交的游戲賬戶充值時間、充值數額完全吻合。原告認為，由于杭州某網絡公司未遵守該規(guī)定設置完善的賬號管理和確認方法，也未按規(guī)定設置限額，導致李某某作為未成年人短期大額充值。請求判令：杭州某網絡公司退回所有充值金額6073元。

　　【裁判內容】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關于涉案注冊、充值行為是否為李某某所為。賬號UID為32*****62的涉案游戲賬戶系李某某于2019年8月5日通過其個人的姓名、身份證號碼進行注冊認證。2020年2月17日至2020年8月2日期間，李某某在其個人游戲賬號中共計充值1058元。對上述注冊、充值行為系李某某個人所為，雙方均不持異議。李某某向他人購買以羅某某身份信息注冊的成年人賬號，賬號UID為31*****38。2020年8月21日至2021年8月12日期間，李某某在游戲賬號充值5015元。杭州某網絡公司認為李某某提交的現有證據無法證明該賬戶在上述期間的實際使用人為李某某本人，其并非合同相對人。本院認為，李某某的蘋果賬號中所記載的涉案游戲消費記錄、李某某母親的微信付款記錄以及杭州某網絡公司庭后提交UID為31*****38的游戲賬號消費記錄，能夠互相印證證明李某某在上述期間登錄并使用UID為31*****38的游戲賬號消費。而羅某某或者其他持有該賬號信息的持有人因并無上述消費記錄，故實際并不具有針對涉案糾紛起訴的資格。據此，李某某提起本案訴訟主體適格。

　　關于杭州某網絡公司是否須承擔責任?！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guī)定》第二十條規(guī)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規(guī)定或者當事人約定該合同的履行持續(xù)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發(fā)生爭議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發(fā)生爭議的，適用民法典第三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關規(guī)定。”由于涉案游戲充值行為發(fā)生于2019年8月至2021年8月期間，且李某某系針對該期間的數筆充值金額要求返還，故應當根據合同履約時間分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之規(guī)定。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十七條規(guī)定：“十八周歲以上的自然人為成年人。不滿十八周歲的自然人為未成年人。”該法第十九條規(guī)定：“八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認，但是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十七條、第十九條亦有上述相同規(guī)定。李某某系2004年11月出生，其于2019年8月至2021年8月期間在涉案游戲賬號消費時年齡尚不滿十八周歲，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其向杭州某網絡公司運營的涉案游戲共計充值6073元，該大額消費行為明顯與其年齡、智力不符。李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明確表示對李某某的大額消費行為不予追認，故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五十七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fā)生效力后，行為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由此所受到的損失；各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其規(guī)定?！薄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條亦有相同規(guī)定。根據上述規(guī)定，上述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后，杭州某網絡公司應當向李某某返還游戲充值款。但鑒于李某某通過游戲充值方式購買了游戲裝備、道具，雖然游戲裝備、道具系虛擬財產，亦具有財產屬性，且李某某已享受了杭州某網絡公司提供的智力成果，故杭州某網絡公司返還已無可能，但仍須折價補償李某某。

　　關于雙方過錯程度認定。李某某作為未成年人，理應將主要精力放在學習上，不應沉迷于游戲；李某某的父母作為李某某的監(jiān)護人，應當對李某某進行必要的教育、監(jiān)管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付款賬戶信息。李某某多次、長時間玩網絡游戲并對游戲賬號進行多筆大額充值，持有付款賬戶的李某某母親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內竟然對李某某的充值行為毫不知情，顯然監(jiān)護人對孩子的行為未作必要的管束。李某某的監(jiān)護人對涉案損失的造成具有過錯。與此同時，作為提供網絡游戲相關服務的平臺，應盡可能采取措施預防未成年人在其平臺冒充他人身份注冊和大額消費。但在本案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均明確涉案游戲僅需要姓名及公民身份號碼即可注冊登錄，該注冊登錄顯然缺乏其他的驗證方式。而杭州某網絡公司亦未能舉證證明其在用戶注冊時采取了諸如人臉識別等充分措施以保證注冊人提供的身份信息與本人的一致性，致使李某某得以成功冒用羅某某的身份信息注冊的游戲賬號充值消費，亦具有過錯。綜合考慮合同效力、雙方的過錯程度和損失情況，本院酌情確定杭州某網絡公司向李某某折價補償游戲消費的充值款6073元的30%即1821.9元，其余損失由李某某及其監(jiān)護人自行承擔。

　　綜上，法院判決：杭州某網絡公司向李某某折價補償1821.9元，駁回李某某的其他訴訟請求。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訴，一審判決已生效。

　　【裁判要旨】

　　游戲充值行為應當以該行為與未成年人的年齡、智力等是否相符作為行為效力的認定標準，具體以未成年人對于充值行為的認知能力以及充值金額作為主要考量因素。若認定游戲充值行為無效，則應當審查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人是否盡到監(jiān)護責之以及游戲服務商是否盡到監(jiān)管職責，判定雙方在過錯范圍內承擔責任。

　　案例九、交易風險算法模型應用效力的司法認定——上海某玩具公司與浙江某網絡公司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入選理由】

　　本案系首例模玩商家狀告電商平臺提高保證金違約案，屬于新類型互聯網案件。案件涉及模玩行業(yè)法律特點分析以及電商平臺基于大數據篩查是否有權對商家采取封控措施、提高繳納保證金金額的司法審查等問題，涉及到平臺方維護平臺秩序與商家資金掌控權之間的平衡。平臺方為了維護平臺秩序，動輒以交易安全、客戶利益為由封禁用戶的賬戶資金，如無法定事由，將構成對用戶權益的損害。對此，無明確的法律依據對于模玩行業(yè)這一新生事物的解釋認定，司法實踐中也意見不一、模棱兩可。本案為類似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思路，在評判平臺是否有權對其采取禁止賬戶余額提現和轉出的措施并適當調整保證金金額時，應結合新生行業(yè)業(yè)態(tài)的特點，動態(tài)考量確定平臺的措施是否正當，真正做到法益平衡。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22）浙0192民初842號

　　【案情介紹】

　　原告在被告運營的網站上開設有店鋪，主營模玩商品。2021年7月至12月，原告在其經營的店鋪上架各種預定款模玩商品共計947件，實收762277.48元，其中已完成退款138886元，尚有623391.48元未退款項在原告處。上述947件預定商品中，有876件為風險商品，涉及金額共計684482.67元，其中，完成退款為118019元，未退金額為566463.67元。據此，被告判斷原告店鋪發(fā)布的商品存在交易風險，故為保障交易安全和消費者權益，被告遂采取限制原告賬戶余額支付和提現功能的措施。對此原告予以申訴，鑒于原告現有保證金僅為1554元，故被告要求原告提供10萬元保證金，雙方就此協商未果，遂訴至本院。訴訟中，被告向法庭提交了原告在2021年7月到12月期間成交訂單數據詳情，并含風險商品具體風險點分析及明細，用以說明己方對原告采取案涉措施的正當性。

　　【裁判內容】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被告限制原告賬戶余額支付和提現功能的措施是否存在違約，以及被告要求原告調整補繳保證金的行為是否合法。關于被告限制原告賬戶余額支付和提現功能的措施是否存在違約問題。本案屬網絡服務合同糾紛，基礎是原告與被告簽署的一系列協議。原告自愿成為網絡平臺的會員，在網絡平臺上簽訂服務協議，原被告雙方之間已就《網絡平臺服務協議》等上述一系列規(guī)則的適用形成合意，上述規(guī)則不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屬合法有效，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本案中，根據在案證據，原告在2021年7月至12月期間，其在平臺上架并銷售是否能夠成功購買和到貨時間均不確定、進貨渠道亦不穩(wěn)定的模玩商品，其中存在多筆5萬元以上金額的商品單筆訂單，上述貨款全額均已到達原告賬戶。但針對上述訂單，原告并未按時履行相應的發(fā)貨服務，被告經統(tǒng)計期間的退款金額達到138886元，通過對模玩行業(yè)性質、交易模式和交易流程的研究，結合原告店鋪交易數據、退款情況等信息進行綜合判斷，被告判定原告案涉商鋪短期內存在退款率和退款金額畸高的情形，在履約能力方面存在著高風險，據此，被告認定原告店鋪發(fā)布的商品存在交易風險，故對其采取禁止賬戶余額提現和轉出的措施，有事實依據，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雙方之間合同的約定，其行為并無不當。關于被告要求原告調整補繳保證金的行為是否合法問題。事后雙方溝通，被告要求原告提供10萬元保證金，該款項并非沒收，僅為履約保證金，正常履約后可依法返還，對此，原告不予認可，本院認為，相較于一般商品買賣，模玩行業(yè)的進貨渠道和交易方式具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綜合考量模玩行業(yè)特征、原告交易方式和原告已累積收取預定商品的金額（60余萬），被告依據《平臺保證金管理規(guī)范》要求原告調整保證金為10萬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應予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后，當事人服判，判決已發(fā)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相較于一般商品買賣，模玩行業(yè)的進貨渠道和交易方式具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對于此類事項的處理，因雙方當事人事先并無約定，故司法認定應運用法理解釋方法去審慎處理，充分尊重和理解行業(yè)的固有特點，科學考量互聯網平臺在維護平臺秩序和維護不特定多方用戶利益上的作用。在審理案件過程中，法院可綜合考量模玩行業(yè)特征、商家交易方式和已累積收取預定金額，判定平臺方依據《平臺保證金管理規(guī)范》要求商家調整補繳保證金，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從而準確界定和平衡存在于商戶與平臺之間的法益沖突，使得司法在時代快速發(fā)展面前擁有一定的張力，以順應互聯網時代對司法裁判的新要求。

　　案例十、避風港規(guī)則下的電子商務平臺責任認定——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與杭州某廣告公司、永康市某乙工貿公司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

　　【入選理由】

　　本案涉及數字經濟時代的避風港規(guī)則下的電子商務平臺責任認定。隨著電子商務產業(yè)飛速發(fā)展，《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的避風港規(guī)則法律適用，具體為電子商務平臺處理知識產權糾紛時的注意義務及責任認定等問題，實務界和理論界均產生較大爭議。本案厘清以下方面裁判思路：明確避風港規(guī)則的內涵與外延；明確電子商務平臺承擔責任的歸責原則；明確第四十三條規(guī)定中的“應當”用語屬性、電子商務平臺在審查“通知”“反通知”時的角色和地位；明確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評價尺度；明確電子商務平臺自治權利與責任的邊界。

　　【案例索引】

　　一審：杭州互聯網法院（2021）浙0192民初4442號

　　二審：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浙01民終10695號

　　【案情介紹】

　　原告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在被告杭州某廣告公司運營的電子商務平臺經營網絡店鋪，銷售產品筋膜槍。第三人永康市某乙工貿公司系名稱為“筋膜槍（A1）”的外觀設計專利的專利權人，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名稱為“筋膜槍（某品牌）”的外觀設計專利的專利權人。2021年4月23日，永康市某乙工貿公司的代理人向某集團知識產權保護平臺投訴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銷售的筋膜槍侵害其產品外觀設計專利權。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收到通知后，三次進行申訴。平臺向第三方知識產權機構三次進行咨詢，第三方知識產權機構根據商品鏈接信息、投訴材料、申訴材料，均認定被控侵權產品落入涉案專利保護范圍，投訴成立，申訴不成立，并出具專利侵權咨詢報告。杭州某廣告公司根據專利侵權咨詢報告，三次駁回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申訴，刪除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商品鏈接。

　　【裁判內容】

　　杭州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為：關于“避風港規(guī)則”的認定問題。結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之規(guī)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的侵權責任是過錯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與網絡用戶是兩個彼此獨立的法律主體，因網絡服務提供者并非侵權行為的具體實施者，故系基于過錯責任對網絡用戶的侵權行為承擔幫助侵權責任。幫助侵權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一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未按照相關規(guī)定及時采取必要措施，存在過錯；二是網絡用戶的行為構成侵權，給權利人造成了損害，且該損害與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上述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第三，建立在網絡用戶的直接侵權成立之基礎上。因此，即使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侵權投訴或者被投訴人反通知后，未采取必要措施，也并不意味著其僅僅因為這一不作為本身而承擔責任，更不必然導致網絡服務提供者因此而承擔幫助侵權責任。畢竟如果相關的投訴或者反通知事實上根本不成立，網絡服務提供者自然不會因其未采取必要措施而承擔責任；同時，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因此承擔責任，仍然要按照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進行審查評判。第四，通常而言，法律條文中的“應當”內容屬于法律規(guī)定應予履行的義務范疇，但并非全部當然屬于強行性規(guī)范內容，規(guī)定的內容是否屬于法定義務的設置必須結合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進行綜合考量。法定義務是法律規(guī)定所必須履行的義務，具有強制性，一項權利存在是法定義務的前提和基礎。結合《電子商務法》四十二條、四十三條相關內容來看，避風港規(guī)則系作為處理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糾紛應遵循的規(guī)則而設置，系賦予網絡用戶及網絡服務提供者在處理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糾紛時的一種程序性選擇權利，其并未直接派生一種法律責任。無論是通知中的投訴人還是反通知中的被投訴人，此時尚不存在一項具體的民事實體權利，網絡用戶（投訴人或被投訴人）對此亦不享有一項獨立訴請網絡服務提供者必須履行義務的權利，故亦自然不會因此產生一項法定義務。因此，《電子商務法》四十二條、四十三條中的“應當”不能解釋為一種強制性規(guī)定，應屬于一種提示性、指引性規(guī)定。本案中，杭州某廣告公司對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提交的反通知進行形式要件審查時，基于一般認知，認為涉案投訴侵權產品并非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專利產品，且涉案投訴侵權商品與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外觀設計專利在整體設計、形狀等方面存在明顯區(qū)別，其整體外觀更接近于永康市某乙工貿公司主張權利的外觀設計專利。杭州某廣告公司基于審慎原則，多次向第三方機構進行咨詢，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未超過合理審查邊界。庭審中，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確認其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中的專利示圖與被投訴侵權產品外觀圖存在多處不一致，顯然不是專利產品。此時，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所提供的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和被投訴侵權產品無關，屬于明顯不能證明其行為合法性的情形，故該外觀設計專利權評價報告不構成不侵權的初步有效證據。因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未進一步提交補充材料證明不存在侵權行為，杭州某廣告公司基于上述因素最終認定不屬于有效反通知的處理符合相關法律規(guī)定，并無不當。避風港規(guī)則僅是規(guī)定了網絡服務提供者在一定條件下的免責情形，而非對網絡服務提供者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的規(guī)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如果未采取必要措施，將導致其不再享有該責任免除規(guī)則的保護，但也并不意味著其因此必須要承擔責任。故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要求杭州某廣告公司恢復商品鏈接的請求缺乏法律依據，不予支持。綜上，法院判決：駁回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的訴訟請求。永康市某甲工貿公司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后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要旨】

　　1.電子商務平臺是否承擔平臺責任應適用過錯規(guī)則原則，且該過錯與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2.避風港規(guī)則只是規(guī)定了電子商務平臺在一定條件下的免責情形，而非對電子商務平臺設置了一種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吨腥A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中的“應當”并非一種強制性規(guī)定，應屬于一種提示性、指引性規(guī)定，網絡用戶對此并不享有一項獨立訴請電子商務平臺必須履行的義務。

　　3.電子商務平臺在審查“通知”“反通知”時，系基于網絡服務提供者具有的善良管理者義務進行評價，并且應賦予其一定的自主決策權和審查空間，采用“一般可能性”標準，為電子商務平臺做出靈活的自主判斷以及相應的采取或不采取措施留出一定的空間。